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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潛背景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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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陶潛的社會情況? 2.陶潛的思想(儒家,道家,法家)? 3.作者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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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陶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潯陽紫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西元三六五─四二七年）世稱靖節先生。陶淵明出身於一個沒落的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經做過東晉的大司馬，但出身寒微，被人譏為「小人」；陶淵明的祖父做過太守，他的父親大概官職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淵明幼年時就去世了。在重視門閥高低的魏晉南北朝時代，陶家的地位雖然算不上是最尊貴的高門士族，但也不同於地位寒微的寒族。陶潛的社會情況: 兩晉社會是重視門閥高低，簡直是貴族社會，政治也是貴族政治，只有貴族才有做大官的機會，否則就永遠做小官。南朝世家大族的社會地位，比起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來，更顯得優越。世族、寒門兩者身份高下不同，「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視寒素之子，輕若仆隸，易如草芥，曾不以之爲伍。」（《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引《寒素論》）。因此，這兩個階層之間是不相往來的。寒人雖致位通顯，上升爲貫戚近臣，倘不自量而往見世族，亦不爲世族之所禮接，甚至會受到侮辱。那時時代動亂，政治黑暗。陶潛的思想: 他也曾吸收過儒道釋三家思想的精華，經過提煉釀，而使其思想既能博大又能高遠。儒家的固貧，加上道家的自然，形成了陶淵明的思想既不同於儒家，也不同於道家，在兩晉時道家的思想是想成仙的，然而他對鬼神、成仙、長生不死，都在懷疑，所以他說：「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怨詩楚調）此外，在淵明的作品中，固然沒有顯明的佛家色彩，但他確實受了佛學的影響，以致佛學灌注淵明新人生觀，啟示他新意識，對淵明思想的垂鍊，是有莫大助益的！作者遭遇: 淵明一生可分少年、遊宦、和歸隱三個時期，茲分述如下：少年時期：自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至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丙申（自出生至二十五歲止），蕭統淵明傳稱他「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群，任真自得。」更可從他詩中窺見他的遭遇和性格。 ?閑靜少言，不慕榮利（五柳先生傳） ?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歸去來辭） ?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與子儼等疏） ?好讀書，不求甚解（五柳先生傳）?梁啟超說他是一位極熱烈極有豪氣的人。雜詩：「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２〉遊宦時期：自晉太元二十一年丙申，至東晉義熙元年乙巳（自二十五歲至三十四歲為止）他的雜詩裡說：「荏苒經十載，暫為人所羈。」在這十年期間，淵明曾出任四次，前三次任幕僚，最後一次是當縣丞。江州祭酒期：昭明太子淵明傳說他：「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不久去職，幽居達四、五年之久，州府曾請他當主簿，他不就任，寧願在家鄉，躬耕自資。鎮軍參軍期：隆安四年庚子，淵明作鎮軍參軍，時二十九。飲酒詩：「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建威參軍期：乙已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彭澤令期：義熙元年乙已，淵明年三十四，是年八月就任，十一月即自免歸。〈３〉歸隱時期：自東晉義熙元年乙巳，至宋元嘉四年丁卯（自三十四歲至五十六歲止），淵明自四十六歲以後，他家曾遭遇過火災、風災、水災、蟲災。他身體也是逐漸衰弱，尤其元嘉二年後的兩三年中，可說是他一生中最困苦的一段日子。貧困使他自然的質性，磨礪到爐火純青的境界，使他對於死神的迫近，毫不懼怕，處之泰然。他深知不久於人世，於是寫了三首挽歌詩，及一篇自祭文，作為辭別人間的最後剖白。陶淵明的處世態度，是恬淡、安閒、無爭、任真、表面上看，他的感情似乎淡淡的、平靜的，其實他是一個具有濃烈感情的典型人物，梁啟超就說他是「一位纏綿悱惻最多情的人」他的嗜好是：愛萄、嗜酒、喜弄無弦琴、樂於耕稼，由於他是一個高雅曠達、任性自適的人，感情濃烈而篤於交誼，因此他的快樂，不是安逸中得來，完全從勤勞中得來。 2007-02-28 23:54:51 補充：最後，陶潛在靖節辭世公元427年秋，陶淵明生了重病，大概預感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九月寫了三首《輓歌詩》。兩個月後，便在貧病交加中與世長辭了。親友們以簡單樸素的儀式安葬了他，並贈以「靖節先生」的稱號，後人也用「陶靖節」來稱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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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為五斗米折腰－陶淵明陶淵明（３６５？～４２７），又名潛，字元亮，號五柳先生，尋陽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1. 陶潛的生平及當時的社會情況陶淵明生活在晉宋易代之際十分複雜的政治環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晉朝的大司馬；祖父做過太守，父親大概官職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淵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視門閥的社會裏，陶家的地位無法與王、謝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於寒門。陶侃出身寒微，被譏為“小人”，又被視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見，他的後人在政治上的處境是相當尷尬的。陶淵明在柴桑的農村裏度過少年時代，“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便是那時生活的寫照。他常說因家貧而不得不出仕謀生，這固然是實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種想要建功立業的動機。“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就透露了這一消息。陶淵明２９歲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辭職。後來江州召為主簿，他未就任。晉安帝隆安二年（３９８），陶淵明到江陵，入荊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當時桓玄掌握著長江中上游的軍政大權，野心勃勃圖謀篡晉。陶淵明便又產生了歸隱的想法，在隆安五年（４０１）所寫的《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中說：“詩書敦素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尋陽居喪了。此後政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安帝元興元年（４０２），桓玄以討尚書令司馬元顯為名，舉兵東下攻入京師。元興二年（４０３）桓玄篡位，改國號曰楚。元興三年（４０４）劉裕起兵討伐桓玄，入建康，任鎮軍將軍，掌握了國家大權，給晉王朝帶來一線希望。於是陶淵明又出任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在赴任途中寫了《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覺得時機到來了，希望有所作為：“時來苟冥會，婉轡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戀著田園的生活：“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這時劉裕正集中力量討伐桓玄及其殘餘勢力，陶淵明在劉裕幕中恐難有所作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義熙元年（４０５），他便改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這年八月又請求改任彭澤縣令，在官八十餘日，十一月就辭官歸隱了。這次辭去縣令的直接原因，據《宋書》本傳記載：“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而他辭官時所作的《歸去來兮辭》說出了更深刻的原因：“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複駕言兮焉求！”陶淵明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違背的，他不能改變本性以適應世俗，再加上對政局的失望，於是堅決地辭官隱居了。辭彭澤令，是陶淵明一生前後兩期的分界線。此前，他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隱居時想出仕，出仕時要歸隱，心情很矛盾。此後他堅定了隱居的決心，一直過著隱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靜：“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雜詩》其二）他在詩裏一再描寫隱居的快樂，表示隱居的決心，如“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其九）； “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飲酒》其四）。這固然是他真實的感受，但也可以視為他堅定自己決心的一種方法。在後期他並非沒有再度出仕的機會，但是他拒絕了。晉朝末年曾征他為著作佐郎，不就。劉裕篡晉建立宋朝，他更厭倦了政治，在《述酒》詩裏隱晦地表達了他對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貧病交加， “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蕭統《陶淵明傳》）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寫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後說：“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這成為他的絕筆。死後，朋友們給他以諡號曰“靖節先生”。他的好友顏延之為他寫了誄文，這篇誄文是研究陶淵明的重要資料。《宋書》、《晉書》、《南史》都有他的傳記。陶淵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傳不廣。（梁）蕭統加以搜集整理，編了《陶淵明集》，並為之寫序、作傳。蕭統所編陶集雖然已經佚失，但此後的陶集，如已佚的北齊陽休之本、北宋宋庠本、北宋僧思悅本，以及今存的一些宋代刻本：如汲古閣藏十卷本、曾集刻本，都是在此基礎上重編而成的。陶淵明的作品今存詩１２１首，賦、文、贊、述等１２篇，另有一些作品的真偽還不能肯定。 2.陶潛的思想陶淵明熟諳儒家學說，詩文中引用儒家經典很多，僅《論語》就有３７處。他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樣重視個人的道德修養，但不拘守儒家經典的章句，顯得通脫而不拘泥。他說：“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五柳先生傳》）這與漢儒的態度很不相同。他讚揚孔子，但又有點將孔子道家化的傾向。他深受老莊思想的影響，在詩文中有７０篇用了《老》、《莊》的典故，共７７處之多；魏晉玄學對他也有影響。但人並不沉溺于老莊和玄談，他是一個很實際的、腳踏實地的人，做縣吏就有勸農之舉，做隱士又堅持力耕，與虛談廢務浮文妨要的玄學家很不同。他住在廬山腳下，距離慧遠的東林寺很近，他的朋友劉遺民與慧遠關係密切；陶淵明的詩中偶爾也可見到類似佛教的詞語，但他決非佛教徒，並且與慧遠保持著距離。佛教是對人生的一種參悟，陶淵明參悟人生而與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從現實的人生中尋找樂趣，不相信來世，這與佛教迥異。在不懼怕死亡這一點上，他和一些高僧雖然近似，但思想底蘊仍有很大的差異。他是抱著“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形影神》）的態度對等死亡，與佛教之間嚮往極樂世界大相徑庭。他所思考的都是有關宇宙、歷史、人生的重大問題，如什麼才是真實的？歷史上的賢良為什麼往往沒有好的結果？人生的價值何在？怎樣的生活才完美？如何對待死亡？等等。他的思想既融會了儒道兩家的思想，又來自個人的生活實踐，具有獨特的視點、方式和結論；而思考的結論又付諸實踐身體力行。安貧樂道與崇尚自然，是陶淵明思考人生得出的兩個主要結論，也是他人生的兩大支柱。 “安貧樂道”是陶淵明的為人準則。他所謂“道”，偏重於個人的品德節操方面，體現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榮木》）。“好爵吾不縈，厚饋吾不酬。……朝與仁義生，夕死複何求”（《詠貧士》其四）。他特別推崇顏回、黔婁、袁安、榮啟期等安貧樂道的貧士，要像他們那樣努力保持品德節操的純潔，決不為追求高官厚祿而玷污自己。他並不一般地鄙視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業，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廣對疏受所說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慮貧富的問題，安貧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發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來求得平衡：“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詠貧士》其五）而那些安貧樂道的古代賢人，也就成為他的榜樣：“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詠貧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貧窮，到了捱餓的程度，但是並沒有喪失其為人的準則。崇尚自然是陶淵明對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學思考。“自然”一詞不見於《論語》、《孟子》，是老莊哲學特有的範疇。老莊所謂“自然”不同於近代與人類社會相對而言的客觀的物質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種狀態，非人為的、本來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間萬物皆按其本來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規律而變化，無須任何外在的條件和力量。人應當順應自然的狀態和變化，抱樸而含真。陶淵明希望返歸和保持自己本來的、未經世俗異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謂“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歸去來兮辭序》），說明自己的質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繩墨的約束。所謂“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表達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悅。在《形影神》裏，他讓“神”辨自然以釋“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長生的願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願望，“神”以自然的之義化解它們的苦惱。形影神三者，還分別代表了陶淵明自身矛盾著的三個方面，三者的對話反映了他人生的衝突與調和。陶淵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導出來的順化、養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較完整而一貫的哲學。總之，陶淵明的思想可以這樣概括：通過泯去後天的經過世俗薰染的“偽我”，以求返歸一個“真我”。陶淵明看到了社會的腐朽，但沒有力量支改變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會的危機，但找不到正確的途徑去挽救它，只好求救於人性的複歸。這在他自己也許能部分地達到，特別是在他所創造的詩境裏，但作為醫治社會的藥方卻是無效的。陶淵明是魏晉風流的一位代表。魏晉風流是魏晉士人所追求的一種人格美，或者說是他們所追求的藝術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詩文使自己的人生藝術化。以世俗的眼光看來，陶淵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來，他的一生卻是很藝術的。他的《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歸園田居》、《時運》等作品，都是其藝術化人生的寫照。他求為彭澤縣令和辭去彭澤縣令的過程，對江州刺史王弘的態度，撫弄無弦琴的故事，取頭上葛巾漉酒的趣聞，也是其藝術化人生的表現。而酒，則是其人生藝術化的一種媒介。陶淵明可以說是魏晉風流的傑出代表。8758B59A7FA1EEA7